“我们会使用新的电动车床设备生产——明年丹江口水电站试运行。当然,这些都是在‘文明复兴’的口号下推行的。”马丰添油加醋。
“还有什么要说的么?”刘云看着左边的军官团们。
“……”
“好。你们接着说吧。”
和次谋部内部争执的内容不同,朝野对于“志士出山论”倒是颇为欣赏,也打消了他们的疑虑,因为大家很容易想到了诸葛亮的故事,不论如何刘云成为现代孔明,要“匡复中华”的说法(民间进一步传说,刘云等人是“墨家子弟,鬼谷一门”。乾隆“曾经托付刘云师傅,要他们在关键时候献其绝技以拯救天下”,现在是他们“应誓而出”云云,军官团怀疑是文官团暗中散播的,尽管后者从未承认)确实让国门被列强打破后,惶惶然不知天下安止的文人们有了精神的寄托,更加理想的效果是“乱世说”极好地满足了文人的虚荣心(自己修习的是“治世之学”嘛)的同时,科技不再是“奇技淫巧”,而是作为“乱世之典”的“新学”引入了文人正统学术之林,天下举子秀才趋之若萤。当然,《帝国日报》强大的舆论导向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。
《帝国日报》长篇累牍地谈论孔孟之道,提出“习圣人之言,当习其时,习其地,习其事,知其因果,不可断章而取其意”。
举例而论,《论语·阳货》中,有一句“唯上知与下愚不移。”历代争论都在何谓“上知”,又何谓“下愚”,但是谁都认为“上知”“下愚”是两个名词,和孟子“劳心劳力”论,构成了等级社会和愚民政策的思想基础。《帝国日报》中却批驳了这个解释,认为和“性相近也,习相远矣”的前文联合解释,“上知”“下愚”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指“上等的智者”和“下等的愚人”的两个偏正结构,而是两个动宾结构,“上”是“崇尚”,“上知”意谓“崇尚聪智”;“下”是“轻视”,“下愚”意谓“轻视愚昧”。“唯上知与下愚不移”的意思是“只有崇尚聪智与轻视愚昧(的观念)是不变的”。这种“聪智”“愚昧”是与知识的有无、获取知识的多少密切相关的。“聪知”是“有知多知”的结果,“愚昧”是“无知少知”的表现,而不是人与生俱来的高下。
现代科技理论被打上了墨家的标签成为国学的分支,而日渐茁壮的公武派更大的精力集中在儒家经文的再诠释。不但这种整体理念通过宣传机器被颠覆,连许多生活细节都被影响着。再举例而论,孔子《论语·乡党》中“割不正,不食。”自古认为是“宰杀猪、羊时割肉不合常度,是失礼的行为,食物形态也被弄坏了,所以不吃”是尊礼的直接表现;但是《帝国日报》在《国学真解》栏目中指出,“不正”是“屠宰的方法不当,造成肉中带有病原”,是科学养生的论述。孔子的“祭于公,不宿肉。祭肉不出三日。出三日,不食之矣。”也不是因为对于祭品的崇敬,而是提醒注意肉不要因为放置过久而损坏。(帝国冰箱微型化后,祭品民俗演变成祭品放在透明的冰箱中,祭祀完了大家就吃掉“以慰相思”,比“现代”的民俗中浪费祭祀食物的做法好像要文明得多。)
儒学在公武派的把持下,开始了系统性的研究。感谢中华文明的特点,孔子不是上帝也不是真主,他的学说是可以研究和推敲的,何况文人乐此不疲。光绪十八年间,儒学由外在的“礼”还原到内在的“仁”,到了十九年,儒学家们进一步地通过对内在的“仁”存在的根源的探讨,发现孔子原来把“乐”作为人类精神的根源:
1,生活之乐:孔子曰:“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。”(《论语学而》)“饭疏食,饮水,曲肱而枕之,乐亦在其中矣。?”(《论语述而》)“一箪食,一瓢饮,在陋巷,人不堪其忧,回也不改其乐。”(《论语雍也》)。
2,事业之乐: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,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”(《论语雍也》)“发愤忘食,乐以忘忧,不知老之将至云尔。”(《论语述而》)。
3,道德之乐:“乐节礼乐,乐道人之善,乐多贤友,益矣。”(《论语季氏》)“夫君子之居丧,食旨不甘,闻乐不乐,居处不安,故不为也。今女安,则为之!”(《论语阳货》)。
公武派宣称,孔子以“仁”释“礼”,将作为外在规范的“礼”解释为“仁”的内在要求,而“仁”又基础于人的心理感情之“乐”,因而“乐”高于“仁”更高于“礼”。孔子的“仁”却自始即是以“乐”为基础的。因此,可以说“乐”是比“仁”更深层更宏大的概念。因此,科技和经济可以满足人之乐得到了道德层次的肯定。而“体用不二、天人合一、情理交溶、主客同构”作为“乐之极致”终结了洋务时期“西学”和“中学”的说法,天下学说无所谓中西之别,天下民族也无所谓满汉之分,差别仅仅在于文化的差异,而我中华则“包罗万象”“海纳百川”。规范和平等的思想逐渐被世人认同。
公武派这期间对于中西文化最大的突破则在于科学和玄学的划分,导致了中国随后奇迹时代的“思想爆炸”。他们提出的理论主要有:
一、 “可道非常道,常道非可道”。世界是无限的,因此它整体上说也是不可道的。科学的思辩、量智、理论理性,永远只能认识其一部分;玄学的体证、性智、本体理性,才能把握其全体。科学与玄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学问,科学思辩的对象及结果为知识,知识的特点是“可道”,故知识是“支离破碎”的;玄学体证的对象及结果是本体真实,本体的特点是“不可道”,故本体只可以“整体如此”。因此“墨家”研究“可道”还是释家、道家研究“不可道”就是两种不同的方向,没有高下的差别,儒家则阐述两者的对立统一的关系。这个基本观点后来为奇迹时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二、创造与价值:天人合一,则宇宙是我内省的归属。对于这种归属的体证,便实现了能所互泯,内外浑然。从而宇宙与人生同体同性,天道与人道同质同流。故而便有其一,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;其二,天地之大德曰生,宇宙万物生生不息,“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”,而我身心的生活之乐、事业之乐、道德之乐、法制之乐、信仰之乐、超越之乐,推动和创造着生命的奇迹,“苟日新,日日新,又日新”,以至于“赞天地之化育”。赞天地之化育,这便是人生价值的极致。但这种人生价值的极致并不遥远,它就在自我身心生活之乐、事业之乐、道德之乐、法制之乐、信仰之乐、超越之乐的实现之中。也就是说,自我身心生活之乐、事业之乐、道德之乐、法制之乐、信仰之乐、超越之乐的实现,都是“赞天地之化育”的价值极致的组成部分。因此创造的价值,在于“自我身心生活之乐、事业之乐、道德之乐、法制之乐、信仰之乐、超越之乐的实现”。这个在当时建立的一切以“天人合一”“日新化育”为终极的信仰体系彻底打掉了“利”“义”的争执为工业发展铺平道路。
到了后来的奇迹时代,从事政治的士人,从事研究的学者还是被赋予了和士人相同的地位的工商业的圈子中,“君子小人说”仍然被广泛采用,“商人于信,学人于真,士人于义”,把商业信誉、学术道德和政治道德上升为社会思想信仰层次,乃至“天下大治”,这个意料之外的副作用就不是刘云集团以及公武派当初能够想到的。刘云后来在《挑战》中说到,“我们不是在改变历史,我们是和人民共同创造新的历史。”恐怕除了总结,还有那么一丝感慨的意思在里头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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