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着袁可立一脸的不可置信和惊诧，洪涛没敢马上告诉他答案，而是找借口缓了缓。现在还不能把这位最有能力的合作伙伴惊走，也不能让他感到失望，自己得想想该从什么角度去说服。
“陛下，臣以为是时候在河南、山西、陕西推广新政了。广东、福建、山东、直隶的新政效果有目共睹，已经连续三年位列赋税前四，且当地民众的生计越来越好，绝非横征暴敛之功。
若是趁热打铁，再多加几个新政省份，虽不敢说全能后来居上，也可造福上千万百姓，再为朝廷和陛下分忧。”
袁可立坐是坐下了，但没去碰热可可，同时嘴里也没停。他根本不打算给皇帝可趁之机，也没再去讨论该不该无止境西进的问题，而是换成了新政的发展。
这就是他圆滑的一面，在充分了解皇帝的脾气秉性之后，通常是不会硬顶的，而是想方设法转着圈的说服，手段非常隐蔽且狡猾。
同时也是他能臣的一面，光会和皇帝硬顶，除了博得一个直名之外，对国家没有任何好处。本来能办成的事儿，因为态度过激闹僵了，反倒做不成了，最终倒霉的还是百姓。
“嗯，所言极是，朕也正有此意。”
但这一招用在洪涛身上效果基本等于零。他先是肯定了对方的想法，并做出有意行动的表示，让袁可立心情大好，然后话锋一转，又开始上课。
“礼卿，你与朕顶着粉身碎骨的压力一干就是十几年，玩了命推行新政为的是什么？”
“革除旧弊，让百姓得以温饱，让朝廷政令通畅，让江山社稷得以永续！”
这么简单的问题袁可立连想都不用想，张嘴就来。而且还不是敷衍和套话，当初答应复出时皇帝就是这么说的，这些年也是朝这个方向做的，必须算由衷之言。
可是这些话听在洪涛耳朵里那就是放屁，用来打鸡血还成，丝毫不具备操作性。
治大国如烹小鲜，具体问题还得具体分析，在大方向不变的前提下，操作细节要随时变化，以应付随时都可能出现的意外。
“但你想过没有，随着新政的铺开，各地工厂和农庄会越来越多，各类产品和农作物也会越来越多。
这么多东西，要卖给谁呢？你不是高居朝堂，不闻民间疾苦的官员，自然会明白一个道理，物以稀为贵。
东西越多价格越低，听上去价格便宜了老百姓会受益。可是当价格便宜到一定数量时，工厂和农庄就都没有银子可赚了。
到时候就得减产甚至倒闭，指望工资生活的工人、指望劳作一年换来丰收的农户、指望收取赋税充实国库的朝廷，又该如何？
不能走到那一步再想，到时候生产的越多工厂越亏本；种植的越多，农户越吃不上饭，再想改变就晚了。
这叫做产能过剩，内需不足，一旦出现，我们十多年的努力会瞬间化为乌有，还会被扣上祸国殃民的帽子，世世代代成为国家民族的罪人。”
(本章完)